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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國祚:中華傳統文化精華與新時代創新

作者:張國祚      來源:      發布時間:2018-07-17

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,蘊含許多跨越時空、超越國度、具有當代價值、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,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,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。必須清楚,一切都要與時俱進,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運用,也不能刻舟求劍、削足適履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,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,我們應該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。這是學術理論界應該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新時代課題。要回答好這個時代課題,必須明確一個宗旨和一個前提。宗旨是,我們不是為“轉化”而轉化,不是為“創新”而創新,而是為了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精華更好地體現其當代價值;前提是,必須鑒別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,否則轉化和發展將不知所以。因此,首先必須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認真挖掘、鑒別和梳理,以確定哪些屬于真正優秀的、應該弘揚的、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能更好地成為當代中國的智慧。我認為堪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,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。

愛人仁民的民本思想

孔子倡導“仁者愛人”,“親親而仁民”,“修己以安百姓”“博施于民”,“節用而愛人,使民以時”。孟子主張“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”,強調執政者要與民同憂樂,“樂民之樂者,民亦樂其樂;憂民之憂者,民亦憂其憂”。偽《古文尚書·五子之歌》強調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寧”。管子認為“政之所興在順民心;政之所廢在逆民心”,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強調“治國有常,而利民為本”。商湯重視民心,說:“人視水見形,視民知治不。”(《史記·殷本紀》)老子主張“圣人無常心,以百姓之心為心”(《道德經》第四十九章)。明代張居正強調關心百姓是執政者第一要務:“治政之要在于安民,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。”《晏子春秋·內篇問下》則說:“德莫高于愛民,行莫賤于害民。”

唐太宗李世民說:“天地之大,黎元為先。”北宋蘇轍主張“去民之患,如除腹心之疾”。柳宗元甚至倡導“官為民役”。鄭板橋的詩抒發了愛民之情:“衙齋臥聽蕭蕭竹,疑是民間疾苦聲。些小吾曹州縣吏,一枝一葉總關情。”清代萬斯大認為“利民之事,絲發必興;厲民之事,毫末必去”。清代河南內鄉縣衙的一副對聯反映出當時對官民關系的真切認識:“得一官不榮,失一官不辱,勿道一官無用,地方全靠一官;穿百姓之衣,吃百姓之飯,莫以百姓可欺,自己也是百姓。”

天下為公的愛國精神

《大學》倡導“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立志成才的邏輯;北宋張載倡導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的使命擔當;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倡導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天下情懷;《禮記·禮運篇》提倡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為公”,“人不獨親其親,不獨子其子,使老有所終,壯有所用,幼有所長,矜寡孤獨廢疾者,皆有所養”的大同理念。

蘇武不懼威脅、不貪美色、持節不屈的愛國信念;諸葛亮“鞠躬盡瘁,死而后已”的愛國胸襟;岳飛“精忠報國”的愛國赤誠;范仲淹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愛國情懷;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誰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愛國絕筆;陸游“位卑未敢忘憂國”的愛國詩句;顧炎武“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”的愛國呼吁;林則徐“茍利國家生死以,豈因禍福避趨之”的愛國誓言……都堪稱愛國精神的典范。

高尚人格的修身引導

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涉及倫理道德和人格修養。例如,重視人的榮辱觀,強調“禮義廉恥”;修身時強調“嚴以律己、寬以待人”;倡導虛心接受批評,“聞過則喜”;論及品德修養時引導人們自省自勵,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“見賢思齊”,倡導“君子慎其獨”;為人處事重誠信,強調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;待人接物崇尚禮讓,倡導“溫良恭儉讓”;面對嚴峻考驗時推崇“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氣節;面對得失、利害時,強調應該與人為善,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;面對矛盾沖突,強調中庸,倡導“君子和而不同”,“尚中貴和”。

教育學生要善于處理學習和思考的關系,指出“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”;主張學者要知行統一,“經世致用”;強調不要拒絕做小事,“天下大事,必作于細”;強調戒驕戒躁,“傲不可長,欲不可縱,志不可滿,樂不可極”,“滿招損,謙受益”;強調自力更生,“君子自強不息”。

治國理政的深刻謀略

中國歷代積累了深刻的治國理政謀略,舉其要者有如下諸端。一是強調堅定信仰,決策果斷。《荀子·解蔽》指出“凡觀物有疑,中心不定,則外物不清;吾慮不清,則未可定然否也”。二是強調德治和法治兼行,且以德治為主。孔子在《論語·為政》篇強調“為政以德”,指出“道之以政,齊之以刑,民免而無恥;道之以德,齊之以禮,有恥且格”;在德治中又特別強調官德,《論語·顏淵》指出:“政者,正也。子率以正,孰敢不正?”孟子提出,“天下之本在國,國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”,“修其身而天下平”。《左傳》襄公二十四年鄭國大夫子產說:“德,國家之基也。”值得注意的是,古人在強調司法公平時也不忘強調德治的重要性。《商君書·靳令》指出:“法平則吏無奸”。周成王進一步強調“禮法合治”“明德慎罰”“德主刑輔”。三是闡述反腐敗要防微杜漸,強調廉潔的重要意義。《商君書·修權》指出微腐不治終成大患:“蠹眾而木折,隙大而墻壞”;明代泰安知州顧景祥提出“公生明,廉生威”,成為后世清官的座右銘。四是倡導借鑒歷史經驗。《舊唐書·魏徵傳》指出:“夫以銅為鏡,可以正衣冠;以古為鏡,可以知興替;以人為鏡,可以明得失。”五是強調居安思危,《易經·系辭下》指出:“安不忘危,存不忘亡,治不忘亂。”六是強調創新,《禮記·大學》倡導“茍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。七是強調務實。王羲之曾批評魏晉時期的清談,指出:“虛談廢務,浮文妨要,恐非當今所宜”,顧炎武則概括為“清談誤國”。八是強調執政者要善于團結協作、集思廣益,宋代陳元晉《漁墅類稿》提出同心同德,群策群力。

此外還有些方面值得重視。如:闡釋戰與危的辯證關系,《司馬法》指出:“國雖大,好戰必亡;天下雖安,忘戰必危。”強調國家要堅守正義之道,孟子說: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。”強調治國要善治本,白居易《策林》說,“善除害者察其本,善理疾者絕其源”。重視縣治,荀悅《前漢紀》指出:“郡縣治,天下安。”強調為官不可驕狂,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說:“一命而僂,再命而傴,三命而俯。”意思是官越大越要謙卑,他三次升官,第一次是彎腰受命,第二次是鞠躬受命,第三次是俯身受命。敢用善用人才,《三國志·蜀志·許靖傳》指出:“茍得其人,雖仇必舉;茍非其人,雖親不授。”主張人民和睦相處、各國友好往來,如《尚書·堯典》所說“百姓昭明,協和萬邦”。

以上四個方面堪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精髓。雖然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全部,但也足以看出其為當代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和博大精深的底蘊。如能對以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精華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,其理念、思想、氣度、神韻和方法,不僅有利于今日中國人的道德修養、品格砥礪,有利于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,而且必將豐富當代中國人的智慧。

來源:《中國社會科學報》2017年7月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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